從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到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我國經歷了從啟動改革到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演進過程。這一過程既蘊含著改革概念內涵的演變，也經歷了改革實踐重點的變遷。考察從實行改革到進一步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演進脈絡，有利於深化對改革歷史的認識，洞察改革發展的內在邏輯。
一、以經濟體制改革為重點的改革和全面改革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集中力量發展生產力、盡快改變國家落后面貌逐步提上黨的議事日程，實行改革成為推動生產力發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路徑選擇。
1978年4月，鄧小平就《貫徹執行按勞分配的社會主義原則》一文發表修改意見時指出：“八級工資制需要作些改革。行政人員的工資級別，也有一個改革問題。”當時，工人工資普遍實行八級制。在鄧小平看來，工人工資不一定是八級，還可以考慮多分幾級，這是倡導分配制度改革的開始。9月，鄧小平在遼寧考察時指出：“要提倡、要教育所有的干部獨立思考，不合理的東西可以大膽改革，也要給他這個權。”這裡既提出了改革主張，也是改革的動員。10月，鄧小平在中國工會第九次全國代表大會開幕式上的致詞中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各個經濟戰線不僅需要進行技術上的重大改革，而且需要進行制度上、組織上的重大改革。進行這些改革，是全國人民的長遠利益所在”。這裡已經明確提出經濟體制改革的任務，並強調了以人民利益為中心的改革取向。因此，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之前，鄧小平已開始使用改革概念，思考改革方法。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后，以鄧小平同志為主要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從實現四個現代化、彰顯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對外開放等維度闡釋了改革的必要性，改革理念得到廣泛傳播，並不斷得到全黨全社會的認同，改革實踐隨之展開。
現代化是任何國家發展必經的過程和階段，推進國家現代化是執政黨的責任和使命。1954年9月，周恩來在一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工業、農業、交通運輸業和國防作為現代化的重點，這是四個現代化概念的雛形。1964年12月，周恩來在三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將四個現代化厘定為農業、工業、國防和科學技術現代化，定格了四個現代化概念的內涵。“文化大革命”中斷了實現四個現代化的歷史進程，拉大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發展差距。“文化大革命”結束后，實現四個現代化成為首要任務，改革是因應實現四個現代化需要而提出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公報指出：“實現四個現代化，要求大幅度地提高生產力，也就必然要求多方面地改變同生產力發展不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改變一切不適應的管理方式、活動方式和思想方式，因而是一場廣泛、深刻的革命。”正是因為實現四個現代化的需要，開啟了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實現四個現代化的目標追求、發展訴求催生了改革開放的偉大實踐。黨的第三個歷史決議指出：“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是劃時代的，開啟了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此后，人們在闡釋改革必要性時，仍將改革作為中國現代化的路徑選擇。1979年4月，李先念在中央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從自己國家的實際出發，“走出一條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實現現代化的中國式的道路”，必須“積極而又穩妥地改革工業管理和經濟管理的體制”。這是從探索中國現代化道路的維度闡釋改革的必要性。1984年10月，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明確指出：“為了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必須對經濟體制進行改革。”將實現中國現代化與改革直接聯系起來，使改革有了更為充分的理由和必要。
改革是在堅持社會主義根本制度、基本制度的前提下，改革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中與生產力發展不相適應的具體制度，是“社會主義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改革的目的在於掃除生產力發展的制度障礙，滿足人民的利益需求，而不是否定社會主義制度。黨的十二屆三中全會提出：“把是否有利於發展社會生產力作為檢驗一切改革得失成敗的最主要標准。”著眼生產力的發展評價改革，有利於人民利益的滿足和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彰顯。1985年9月，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通過的制定“七五”計劃建議指出：“我們採取的所有改革、開放和搞活經濟的政策，目的都是為了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將改革與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聯系起來，充分彰顯了改革的必要性。
“文化大革命”結束后不久，鄧小平便主張對外開放，引進外國先進技術。1977年5月，鄧小平在約見方毅、李昌等人談論科學和教育工作問題時就指出，我們同國外的科技水平比，在很多方面差距拉大了，要趕上很費勁。我們要努力趕，你不趕，距離就更大了。在鄧小平看來，“科學研究方面的先進東西是人類勞動的成果，為什麼不接受？接受這些東西有什麼可恥的？要花高價把世界上最新的資料買到手”。這裡已經提出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建議，通過引進縮小發展差距。8月，鄧小平在主持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時再次強調：“自己研